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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当对办理案件正确率进行评估，比如立案变更率、二审改判发回率等。

根据被告与第三人对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并结合原告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确定被告承担原告直接财产损失80％的国家赔偿责任，即14768元。[1] 该案经一审二审，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15]在张某诉开县和谦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虽然法院也认为接种疫苗是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而采取的公共卫生安全措施，带有国家强制性，具有公益属性，但是该类案件中疫苗接种引起不良反应损害后果的责任目前依法还是由医院承担。[35]参见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韶中法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本案判决的结论基本正确，但是对请求权基础以及公私主体共同致害的责任分担问题的具体论证过程有所欠缺。追本溯源，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宪法根基自建国始一直存在，但彼时规定的救济制度根本无从落实，如章剑生教授所言，以相关法规有过国家赔偿的规定为由来衍生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史，从规范意义上说是成立的，但是，这样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309号行政判决书。

[5]江必新法官认为：事实上，将国家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与将其作为民事责任一种特殊类型，在法律逻辑上具有等值的意义。[9]参见支国祥不服税务行政处罚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全集（1985-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80页。……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

2在这里，"总章程"一词所表达的是这个宪法的性质，而"根本大法"的用语主要凸显的是修辞效果，强调宪法在党看来的重要性，而主要不是强调它的法律意义的重要性，因为文本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在宪法中既没占很大的篇幅，也不居于文本的优先地位。"与此相联系，"人民"在性质上也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受制于不同时间段里对"敌人"一词的判断。自此以后，中国宪法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政治情景相联系，采用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方式加以表达和展示： 1978年宪法序言的第三自然段：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从篇幅来看，总纲是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一语显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写入宪法的解释，而只是一个简约的说明。3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

11［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制定出的宪法最终是为"人民"准备的而不适用于被排斥在宪法之外的"敌人"，因而，宪法文本的读者与宪法文本的作者在特定语境下又是重合的。五、文本的关键词 在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当七五宪法被决定为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时，这里还隐匿着一个优越性概念的判断。

毫无疑问，如何表达国民经济问题，肯定是被重申的正统性——"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同样，更具优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对正统性的维护漠不关心。现行宪法则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达，使得宪法的文本结构更加清晰，包含有制宪者把党的意识形态与党的基本国策加以区分的意图。死亡既是这种背叛的代价也是背叛的高度展示。

二是对这种"一元化"加强的结果满意度的充分自信。后收入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七五宪法 。

三、展示的思想 考虑到党在宪法上——无论是制定的程序还是宪法文本本身——的决定作用，在阅读宪法文本时，不能忽略它与党的权威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前两者无论表达的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还是"指导思想"都是用"毛泽东思想"作结的，而现行宪法强调的指引性还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结。

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开头部分做这样的宣示是必要的："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似乎七五宪法的人民概念并不适合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种。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党无疑是制定宪法的重要担当者。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人民"通常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敌人"来加以定义的，它包含着人的差异性，指涉着另一部分人——"敌人"这一他者——的在场。这些文本在表达领袖代表党的正统性方面并无二致，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文本在贯彻这种正统性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修辞策略。

而这个短语似乎又决意要把"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夸张修辞加以排除。它具有"跨代际旅行"的共享性。

当中国的政治话语及其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后，它自然就会被新的宪法词汇、语言、文本取代。1954年宪法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七五宪法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

这正是：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这是一个极具弹性的丈量工具，是由判断者根据"一种内心的确信感"来掌控的。在这方面，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既有直说的显意，也有生成的隐意，只是这种隐意被正统性话语包裹着容易被忽略。12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宪法文本中，"我们"指的是谁？是宪法的制定者，还是制定宪法的提议者，还是文本的普通读者？对此，要做出清晰的解释是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第十五条）。

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虽然属于"人民"的一部分——重要的那部分，而"人民"却不一定等同于"我们".实际上，"我们"通常指的是在话语上享有决定权的人民中的精英，是人民化的政治权威或领袖。

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则构成了"人民"的一部分，而凡是要确认"人民"身份的也就需加入到"我们"中来。7这些条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担心是实实在在的，而逻辑则是清晰的：毋庸言说，"伟大的祖国"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有了一个伟大的党引领着它，祖国要更加伟大就须加倍地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宪法中加以表达，在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有个与上述解释不同的简单说明："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

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人民在宪法中可能被宣布为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所有者，但它又需要代言人对之做出身份上的确认，文本外的话语决定者与文本内的主权者的分离，是七五宪法的突出特色。

"解释"本身就是对文本意义的某种操纵。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取消了五四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以及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这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创造：既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独立审判"就是一种矛盾的修辞。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